[散文]人生的轨迹

人生的轨迹

——我的父亲姚龙宝

人生易度，支点难寻。

追寻父亲近六十年的风雨人生历程，我脑海里时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父亲的人生支点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他走过在宁夏的四十年蹉跎岁月？

记得十岁时，我从广东外婆家回到宁夏。风华正茂，擅长吹拉弹唱的父亲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也是父亲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父亲常对我讲，他自幼丧父，家境清贫，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是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上了学，参加了工作，过上了好日子。逢年过节，他总爱贴上“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的对联，时常教导我们兄妹，听党的话，跟党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人。

在深圳工作的小妹回家探亲，一家人难得团聚。我们兄妹四人缠着父亲，把酒小酌，硬是要过一把小时候听父亲讲故事的瘾，打开了父亲记忆的屏幕……

1959年春末。

19岁的父亲怀着对西夏古国这块神奇土地的热望，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宁夏，建设宁夏”的满腔热血，几经争取，瞒着爱子如命的奶奶，放弃杭州地质队统计员的舒适工作，告别风光绮丽的西施河畔，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从古越龙山脚下的历史名城绍兴，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开往宁夏的专列。

经七天七夜的长途跋涉，火车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中宁县渠口公社铁桶管理区。一下火车，展现在眼前的景象，使父亲一路上的满腔热情和自信降到了零点。

往远看，天空灰蒙蒙的，空旷的田野散布着低矮破旧的土坯民房。几点炊烟有气无力地悄然飘上天空，大地一片苍凉、寂静。虽已是春末夏初，但瑟瑟冷风卷着黄土吹到身上，仍使人不由得打冷战。再看看住宿地，一排破旧的土屋孤零零地立在村口，屋里除了一盘土炕，什么家什都没有。

天哪，这难道就是我要施展一番抱负的天地？一个与山青水绿。鸟语花香的江南水国有天壤之别的生存环境。父亲紧攥双手，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半天没说一句话。

“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干吗要拼命地从浙江往宁夏跑，后悔了吧？”小妹性急的插话把父亲的思绪又拉回到现实。他语气缓慢但很坚定地说：“后悔？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们是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

是啊，经过四十年的磨炼，父亲老了，眼角也爬上了皱纹。然而，他一直坚信当年的抉择是对的。他的目光充满充实、自信和欣慰。四十年来，宁夏人民和黄河水哺育了他。他无数次被评为单位先进个人，曾被授予自治区浙江支宁青年积极分子，宁夏水利工会优秀工会工作者，宁夏“二五”普法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想到这些，他心里涌出一股股先苦涩而后甜蜜的情愫……

父亲深深地吸了口烟，随着瓢浮的缕缕青烟，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瞬间的沮丧和灰心之后，父亲做出了抉择：留下！这一留便是四十年，而且留下了子孙后代。

在简朴而诚挚的欢迎仪式后，父亲和同来的战友在铁桶管理区安下了家。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在连“瓜菜代”都不能保证的半饥饿的日子里，翻开了来宁工作的第一页。

恶劣的生存环境，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加上气候不适应，水土不服，使这些从未种过田的热血青年思乡之情日益强烈。同来的许多战友熬不住对家乡的思念，纷纷开小差，扒上南去列车，偷偷跑回老家。到这年10月，同来的154人只剩下二十几人，父亲又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每天劳作之余往炕上一躺，眼前就浮现出母亲安详的身影和两个未成年弟弟活泼可爱的神情，就想起家乡山清水秀的美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凭着浙江人特有的倔强和吃苦耐劳精神，他又一次坚定地留了下来。

1959年10月，由于表现突出，父亲被安排到中宁县水电局机关从事文书工作。开始了他人生道路的第二次转折和对水利事业四十年孜孜不倦的追求。

同年12月，父亲作为浙江支宁青年的优秀代表出席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浙江支宁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隆重热烈的大会，使父亲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浙江支宁青年的关怀，强烈地感到了宁夏人民对他们的热切期望。他暗下决心：扎根宁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塞上江南”。

“真是不可思议，一次代表会竟让您铁了心一辈子呆在宁夏。”身居改革开放前沿的小妹又一次打断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

“这些对你们来讲确实很难理解，这就是‘代沟’吧。我们这一代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党叫干啥就干啥。”父亲呷了口酒，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开完会，从银川回到中宁，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父亲再也坐不住了，又一次放弃舒适的机关工作，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投身于中宁长山头水库建设工地。白天，他迎着北方三九刺骨的寒风，和民工一起背土撬石；晚上，住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趴在火炉旁，用冻得发僵的手记录统计工程进度，挺过了来宁后的第一个严冬。事后，同事们由衷地赞道：浙江“侉子”真是好样的！

1960年3月，刚完成长山头水库建设任务，父亲顾不上洗去三个月的劳顿风尘，便急冲冲地找局领导要求参加跃进渠开挖工程大会战。经过软磨硬缠，领导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从局领导办公室出来路过收发室，父亲收到老家来信，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奶奶因病去世，让他回老家奔丧。他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宿舍，昏倒在炕上。

经过彻夜难眠撕心裂肺的丧母之痛，父亲默默地扛下来，他把家信悄悄藏了起来，第二天早晨就擦干眼泪，红肿着双眼，打起行装，赶赴大会战工地。当时，父亲是多么想回家尽尽长子之孝，照顾两个尚年幼的弟弟啊。可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誓言，他只能把对母亲的愧疚和对弟弟的牵挂深深地埋在心里。

直到1972年春，父亲来宁十三年后第一次回老家，跪在我奶奶的坟前。他把郁积了十三年的对母亲的思念和愧疚，一下爆发了出来，这个极少掉眼泪的硬汉子竟号啕大哭。自此之后，每次回老家，父亲总要在我奶奶的坟前默坐一天。

俗语说，“天下黄河富宁夏”。而宁夏这块土地更是深受母亲河的恩惠。这里有肥美、有荒凉、有贫困、有神奇，然而更有希望与魅力。千百年来，黄河水犹如母亲的乳汁滋润着这块神奇的土地，哺育出了举世闻名的“中宁枸杞”和红枣、发菜，也使中宁成为宁夏的主要产粮区。因而“引黄灌溉”成为中宁人民的血脉。正因为这样，父亲留恋这片土地，钟情于宁夏的水利事业。四十年来，虽有磨难而不舍，在上下求索、无私奉献中实现着自己平凡的人生价值。

基层水利工作是平凡而又艰苦的。工作地点大都远离村镇的偏僻荒野，交通极不方便。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粗茶淡饭，生活十分清苦。每年春节一过，父亲就和同事们一起投入到渠道春季维修工程中，顶着寒冷的风沙与民工一起清淤、砌石，在工地上吃“沙子拌面”。春秋灌溉时，日夜跑堤巡渠，测水分水。遇到给下游封水或用水高峰期，常常是整天守在斗口上，渴了喝口冷水，饿了啃口干馍，困了靠在斗口上眯一会。白天忍饥挨饿。晚上以渠坝当床，以天当被，风餐露宿，一连几天睡不上个囫囵觉。七八月份则是天天盯着老天爷的脸，防汛抗洪，生怕有个闪失。九十月份便挨村挨队征收水费。到冬灌结束，已是十一月底，还要整编资料，结算水帐，修配仪器……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年在外工作，经常是十天半月回一次家，往往是匆匆回、匆匆走，以至于小时候能同父亲一起吃饭成为全家人的喜事。而难得的几次我们兄妹四人围着父亲，盘腿坐在炕上听父亲讲故事，则成为我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母亲经常诙谐地埋怨父亲回家是“住店”。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以他浙江人固有的对艰苦环境的适应力和吃苦精神，以他对工作的挚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地谱写了他朴实无华的人生。

四十个春夏秋冬，父亲当过渠道养护工、工程施工员，中宁县水电局文书、统计、会计，七星渠管理处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保卫科长等。他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跑遍了宁夏中宁灌区山山水水，几乎灌区所有的水利工程和设施都有他的足迹和汗水。由于他为人热情正派，乐于助人，工作认真，能写会算，人缘又很好，同事们有什么事总爱找他商量。因此替人写信、写对联，出主意想办法成了他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他也因此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父亲年富力强的时期，曾有过几次较好的升迁机会，但终因我母亲有海外关系而遭非难，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斗，连入党问题都迟迟不能解决。后来，当同事们提及此事，为他忿忿不平时，父亲却说：“我这个人很平淡，能有今天，我已很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是党和政府让我读了书，有了工作，我来支宁的惟一愿望，就是报答党的恩情。如果图升官发财，我当初在浙江的工作就很不错，就不会来宁夏了。”

是啊，四十年来，正是凭着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坚定的信念，才使他挺过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批斗迫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1964年夏，黄河水位持续高涨，最高水位达6000立方米/秒，威胁着七星渠的安全行水，渠道进入紧急防汛期。而此时，我母亲——一位勤劳贤能的广东女性刚休完产假，既要上班，又要照顾我和二弟。无奈何，只好将未满两岁的我和刚满两个月的二弟送回广东老家寄养。临行前，母亲带信让我父亲回家送行。可是，日夜坚守岗位，已一个多月没顾上回家的父亲，为了确保渠道安全，竟硬着心肠没有回家为我们母子送行。他白天和民工一起抢修加固渠坝，晚上提者马灯巡护渠道，连睡觉都是趴在值班电话前和衣打个盹，一直和同志们坚守到黄河水位回落。

1972年春，父亲到广东领我和二弟回宁夏。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和二弟用怯生生的眼光呆呆地望着父亲，发现他眼里闪着泪花，他紧紧的把我和二弟揽在怀里，半天没说一句话。好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儿子，身为人父的我才体会到父亲当时复杂的心情。

最让父亲揪心和难忘的是1965年11月三弟的夭折。当时，父亲正在七星渠干河子沟施工，已连续一个月没有回家。母亲代信说三弟有病，让他回家。但父亲为了不耽误工期，硬是没有回家。等到第三天领导用车把他接回去时，不满两个月的三弟却因感冒治疗不及时，病情延误而永远离开了他。

记得父亲曾经对我说：“我到宁夏四十多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失去了一个儿子。虽然没做什么大事，但我努力地去做了，我无怨无悔。但最让我不安的是对不起你妈，我常年在外工作，很少顾及家庭，是你妈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文革’时期，我每次挨斗回家，你妈总是整夜整夜地陪着我，给我说宽心话，生怕我想不开。”

父亲这一席话，使我对他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是的，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来宁夏四十年，他之所以舍弃家庭私情，自甘清贫，于名于利，于财于物视若浮云，一贯淡泊，为的是实现自己的誓言：“听党的话，把一切都献给第二故乡——宁夏”。

岁月如流，转眼到了80年代，父亲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人到中年的父亲再一次焕发出勃勃青春。198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1986年父亲担任了七星渠管理处工会主席。在任期间，他心系职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他到处奔波，不遗余力地为老职工解决子女就业和家属农转非问题，受到了广大职工的爱戴，被评为宁夏水利厅系统优秀工会主席。

1993年，父亲回浙江探亲。念及父亲少小离家，在宁夏受了不少苦，我的三位叔叔极力劝他提前退休，在老家享享清福。许多当年同父亲一起支宁，中途回浙江的知青战友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富了起来，成为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的人物。念及当年的患难之交和父亲的能力，也纷纷劝他回老家，再并肩干一场。面对浓浓的乡情和优厚的待遇，父亲仍是淡淡一笑，婉言相拒：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但我在宁夏生活了三十多年，血里流着黄河水，根已扎在了宁夏。父亲对第二故乡的深情溢于言表，他离不开宁夏。

从老家回到宁夏，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父亲以更高的热情忘我地投入工作。在他担任管理处保卫科科长，“二五”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更是把致力于普法教育，促进以法治水视为己任。

在七星渠管理处机关办公楼，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保卫科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长明。这是父亲在自学法律知识，思考如何搞好普法教育工作，如何不断提高职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集体利益和自身权益的能力。

渠道管理单位点多、线长，人员分散居住在偏僻的乡村，不易集中学习，无疑给普法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按理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且患有严重的痔疮，父亲为了使法律知识深入职工脑海，坚持经常深入到基层所、段、点与职工谈心，拉家常，引用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对职工进行普法教育。有时一天跑下来，回到家里，痔疮疼痛难忍，连饭都不想吃。

春风润物细无声。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全处职工学法用法蔚然成风。在他任职的五年里，全处没有刑事案件发生。荣获自治区水利厅系统十佳杰出青年的一位同志，曾因打架斗殴被拘留，在数年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老姚同志当初的耐心教育，就没有我的今天。“

1996年，七星渠管理处被评为全国水利系统“二五”普法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水政水资源先进单位。知情人都明白，在这集体荣誉的光环背后，倾注着父亲多少心血和汗水。

岁月荏苒，情悠悠，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把父亲这个昔日风华正茂的南国青年锻造得更深沉，更坚实自信，在宁夏这块神奇的大地上生根结果。我们兄妹四人除小妹在深圳工作外，其余的都在宁夏成家生子，并且都成为单位的骨干力量。

“老马自知路遥远，不待扬鞭自奋蹄”。年近花甲的父亲正与时间抢速度，继续谱写他平凡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似乎对父亲的人生支点有了清晰的答案：跟党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人。

是啊，在宁夏的建设发展史上，应有父亲这一代浙江支宁青年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水利厅监察室  姚宁生